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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前的“新年梦想”

2014年01月02日01:12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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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新年来临之际,人们心中都会产生许多新的梦想,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能实现一些新的愿望。在当今的中国,美梦成真是常有的事。而在80多年前的中国,人们心中有些什么梦想呢?他们的梦想能实现吗?

  回望80年前的这些“新年梦想”,不管是“梦想”早已经实现,还是会产生新的“梦想”,都会让我们体会到中国社会进步的脚步,都可以让我们在一年之初生出进取之心。

  1932年10月16日,胡愈之从欧洲回国,就任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刊《东方杂志》主编,他策划了一个“新年梦想”的“征梦”活动,决定编辑出版一期《新年的梦想》特大号专辑。

  胡愈之在“征梦信”中这样写道:“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东方杂志》之所以发起《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可以自由想象(这梦想当然是不一定能实现的)。”

  同年11月1日,《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出400多封“征梦信”。这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还是在一批知名人士和作者、读者中迅速引起一定的反响,有一批老作者、老读者便挥笔为其写了“征梦稿”,截至1932年12月5日,编辑部共收到160多封“征梦稿”。

  “征梦稿”作者情况不一

  《东方杂志》编辑部人员对所有“征梦稿”进行统计和分析后,发现其作者的情况和态度不一,具体有这么几个特点:

  其一,这些“征梦稿”全部寄自大城市,而且大多集中在沪、宁、平、杭地区,在“征梦稿”作者中,杂志所在地的上海最多,达78人;当时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的南京位列其次,有17人;而大学较多的北平,只有12人,位居第三;与上海相邻近的杭州也算不错,有8人应征;另外,广州有4人,天津、济南、安庆各有2人,武汉、徐州、西安各1人,内地多数地方都没有人写寄“征梦稿”。由此可见,当时沿海和内地一些城市相比,在沿海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知名人士要多一些,人们的思维要活跃一些,文化生活水平也要高一些。

  其二,在“征梦稿”作者中,有丰子恺、柳亚子、郁达夫、徐悲鸿、郑振铎、俞平伯、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张申府、朱隐青、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周谷城、谢冰莹等一批在全国知名的知识分子。因为应征者大多是知识分子,从中也感觉到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知识分子是比政治家、军人、资本家那些实际活动家更富于幻想,社会的环境也特许他们能享受“梦的生活”,而且能把他们的“梦的生活”表达出来。

  让《东方杂志》主编、也是这次“征梦”活动的主要发起人胡愈之等感到有些意外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没有1人写“征梦稿”,这些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小小的梦想,他们中多数人也无法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来表达,这也反映了底层劳苦大众当时的艰难处境。因为他们每天要面对和解决的就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而不是虚无的梦想。

  其三,在“征梦稿”作者中,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数;其次是老年作者,最年长的马相伯先生已94岁;而让人意料之外的是最富青春活力和梦想且文化程度相对高的年轻人却来稿极少,只有3名年轻学生寄来“征梦稿”,这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态,年轻一代对当时的国家现状感到极度失望,且对“征梦”的热情不高,甚至是站在一旁观望,态度是非常冷漠的。

  其四,“征梦稿”作者中男性居多,达138人;而女性却少得可怜,仅有4人,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的程度极低,在事关社会甚至包括在家庭的问题上,少有发言权。

  其五,“征梦稿”作者多数人只写一个梦想,也有的写了两三个梦想,最多的是丰子恺,他画了5张漫画,还有1幅封面,每一幅画就是一个梦想。

  “梦想”内容五花八门

  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编辑部郑重推出了“新年特大号”(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作为《新年的梦想》特辑。

  这期“新年特大号”的封面底色是紫红色的,封面上的漫画出自著名漫画大师丰子恺之手,这幅画其实也是丰子恺先生一个最大的梦想:画面的背景是浅绿色的,画面中间一个赤膊的少年儿童端坐在一只水盆边上,水盆里放着一只地球仪,边上放着一盒洗涤用的肥皂、一瓶供消毒或洗刷用的“来苏水”。少年儿童手握一把洗衣刷,正用力洗刷着地球仪上中国地图板块上的污垢(包括去除日寇等外敌对中国的占领,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等),寓意画家梦想在新的一年里,有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这无疑是令人深思和向往之梦。

  《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内文用83页的大量篇幅,分别刊发了丰子恺、柳亚子、郁达夫、茅盾、巴金、杨杏佛、徐悲鸿、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周谷城、夏丏尊、楼适夷等142人的244个《新年的梦想》。由于每个人的思维、生活、工作状态特别是社会地位的不一样,所以其梦想有的是相类似的,有的是不相同的;有的对新年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也有的是持观望和期待的,还有的是失望和消极的。因此,这些人的梦想是各式各样的,具体可以分为理想主义的“大同中国梦”、思想进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梦”、比较有趣的“现实讽刺梦”和对现状失望的“无梦之梦”几类。

  “大同中国梦”

  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是最早给《东方杂志》编辑部寄来“征梦稿”的,他所描绘的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个“社会主义大同世界,一切平等、一切自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梦想让人联想起共产主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梦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梦想“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的梦想为“全国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工作地点。”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女作家谢冰莹的梦想是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著名作家郁达夫梦想中的“乌托邦”是“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的”。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梦想是:“有一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先生的梦想是:“希望未来的中国人人有饭吃,个个有工做;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开明书店编辑索非的乌托邦是“走上‘无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爱”。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最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大阪商科大学周伯棣的第一个梦想是:“个人以研究经济问题为职志,不偏不党,以‘学究’的立场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研究有得,忠实地揭示给民众。”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伊罗生称“将来的世界是无国界的大同世界”。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复活,率领了新‘太平军’‘天朝’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什么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在这些理想的梦中,有些是能实现的,有些是脱离实际甚至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社会主义新中国梦”

  这类梦想虽然不占多数,却反映了一种进步的思潮。与后来中国社会发展比较贴近的是燕京大学郑振铎教授的梦想:“我们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为群众而生存,群众为个人而生存。”这一梦想虽然在民国时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数却真的变成了现实。

  新闻记者楼适夷的梦想是:“未来的中国,将是新锐青年的中国,不是昏庸老朽的中国;将是勤劳大众的中国,不是剥削阶级的中国;将是中华民族自主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者奴役的中国;笼罩目前的一切屠杀、榨取、欺骗……的阴霾,将以和平、劳动、信爱……的光明来代替。

  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则希望在梦中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上海银行张水淇的“梦想”如同匕首、投枪,他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贡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诡计来破坏”。

  读者张宝星充满激情的梦想是:“我梦想做一位革命的战士。或者是革命阵营里的一位走卒,跟随在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之后……为实现未来中国的梦而争斗。”这种公开表白,引起国民政府当局的注意。这类提出“社会主义新中国”之类的梦想,在当时被国民党称为“共党赤化言论”的梦想,也成为“新年征梦”活动被当局否定、“征梦”发起人胡愈之受排挤打压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实讽刺梦”

  在这些“征梦稿”中,漫画家丰子恺的梦是最实在又有趣的。他用漫画家的思维与漫画的表现手法,除了一幅用在封面上的漫画外,又专门描绘了《母亲的梦》《黄包车夫的梦》《建筑家之梦》《教师之梦》《投稿者的梦》等多幅看似生动有趣、实是让人心酸的漫画:如《母亲的梦》是母亲用一根吹管向孩子的肚脐里吹气,梦想把孩子吹成一个胖小子。《黄包车夫的梦》则是黄包车夫希望自己能再长出两条腿来,跑得更快能多拉客人。

  《建筑家之梦》则是一个建筑家蹲在一片地上,像栽树一样把一座座高楼在地上“栽”起来。

  《教师之梦》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教师,手握一个注射器,把文化知识直接注射进学生的身上。

  《投稿者的梦》则是一个写稿者坐在写字台前,希望自己一个人变成3个人在思考和写作,投出更多的稿件。这些漫画算是反映了这些社会底层人民的梦想。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比较单一和现实,却显得有些另类和有趣,在当时要实现难度也不小,他希望:“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无梦之梦”

  这类梦要么对国民政府提出了严厉批评,要么就放在心中不说。其中北大李宗武教授一口气就写下“十个希望”:希望“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新闻记者“不要成为御用的宣传者”;“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等。

  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的梦想是:“那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民’国,不是实际上的什么‘军’国,‘匪’国,‘官’国,‘×’国。”民国元勋、实业家冯自由做了一个“好梦”、两个“恶梦”,他说:“在这政治败坏国势危殆生产衰落社会不安的今日,凡属稍有思想的人们,难免胡思乱想,做出种种的怪梦。”

  著名作家茅盾在“征梦稿”中写道:“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小说家巴金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只能够使我做噩梦……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作家林语堂则以“我不做梦”的口吻对现实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小说家老舍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专门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俞平伯则出人意料地回答:“我没有梦想”。

  “征梦行动”中途停刊

  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无论是“甜梦”还是“苦梦”,“好梦”还是“恶梦”,“吉梦”还是“噩梦”,“奇梦”还是“妖梦”,“夜梦”还是“白日梦”,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多数人都说出了心中的一些希望和不满,一度活跃了中国的政治思想气氛,这是“征梦”活动的积极意义。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征梦”持一种观望甚至是拒绝的态度。一向以口诛笔伐享誉文坛的鲁迅,却显得异常的清醒和冷静,他显然意识到《东方杂志》胡愈之等文友“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的初衷,但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鲁迅已感到这种“说梦”的危险后果了,在他看到《东方杂志》刚出版的“新年征梦”大特刊后,便撰写了《听说梦》杂文在《申报》上发表,他把这些“梦”概括为两点:“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的不安定。其次,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

  果然如鲁迅所说,这一在举国沉闷时期让人活跃思想、说出心中梦的“征梦行动”,因《新年的梦想》中发表了许多不满国民党的梦想,让当局受不了啦,便向新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施以高压,王云五从生意出发便要胡愈之停刊《新年的梦想》,但他不改初衷,最后双方取消了编务合同。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一共主编了9期,前后只有5个月时间。他因《新年的梦想》批评国民党而离开《东方杂志》,但却体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光明的向往。

  《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

  发起新年征梦的胡愈之

  丰子恺绘母亲的梦

  丰子恺绘教师之梦

  丰子恺绘建筑家之梦

(来源:人民政协网)

(责编:唐芊尔(实习生)、申亚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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