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整个事件中心的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在5月7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言语之间仍可见她在极力地压抑自己内心不平的情绪。“我承认我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你要给我时间。”张茵说。 张茵表示,自己在工厂管理上存在漏洞和不足,“其中93%的员工的福利待遇是优于国家规定的福利标准的,只有7%的员工在福利待遇上的管理还存在着漏洞和不完善之处。”张茵解释说,由于企业快速发展,配套跟不上,公司有大约7%的员工不能在公司享受中午有补贴的午餐,还有数量更少的员工没有入住员工宿舍。 此前,也有媒体质疑,这个7%涵盖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玖龙就开始从劳务派遣公司引进一些辅助工,但这些辅助工都对他们的待遇和福利有所质疑,不能同工同酬。 对此,玖龙纸业人力资源总监翟皖蓉解释说,因为企业发展太快,加上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与新劳动合同法相协调的管理改革赶到了一块,这才从劳务派遣公司引进工人,保证同工同酬。为避免劳务公司克扣工资,玖龙纸业与劳务公司和建设银行签有协议,工资由银行监管代发,以保证职工权益,同时,按一定标准补贴给劳遣公司作为费用。[详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曾力邀张茵电视PK谈劳动合同法。昨日,广东省总工会大厦的会议室里,孔祥鸿再次坐到了PK桌前,对手却是香港SACOM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而主题正是张茵的玖龙纸业是否该定性为“血汗工厂”。 香港SACOM组织代表承认,他们只在企业外围采访工人,没有进入工厂实地考察。“一来进去比较困难,二来也怕学生有危险。”SACOM主席、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生梁柏能说,他们在课余时间前往工厂周边调查,在生活区跟工人聊天了解情况,前后大概采访了50多个工人,写了这份报告。 孔祥鸿则认为,根据这样的调查下了“血汗工厂”的结论,有失公允。“调查依据不够全面,部分事实是存在的,比如工伤事故、罚款,但也有部分依据是片面、失实的。”孔祥鸿提出,“血汗工厂”是一个形容词,用来给一个企业定性,不够严谨也不够科学。“从工会的角度出发,只有符合了这几个条件,我们才会认定企业是一个血汗工厂。第一,不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二,不给工人买保险;三,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四,劳动生产环境极其恶劣,危及工人生命身体健康,”孔祥鸿说,“但是玖龙纸业的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 梁柏能则认为:“有问题就是有问题,违反一条法律就是违法。如果张茵觉得我们的报告有错误,一样可以控告我们。”[详细]
据玖龙工人们反映,本报关于玖龙被曝“血汗工厂”的报道,在玖龙工人们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响。 同时,玖龙高层最近也有了很大的 “反应”:4月17日玖龙要求,18日所有员工手上的《员工手册》交回公司,理由是将发新《员工手册》。 “不交的,就按一本100元处罚,现在把截止时间推迟到21日”,员工说。 玖龙工人还称,4月18日上午,张茵召集主管级以上员工开会,然后,有些部门的主管再给员工开会,安抚员工。 记者和调查组几次欲与玖龙高层交涉,其人力资源总监都以高层在国外为由搪塞。 工人反映,玖龙有些部门(尤其是基层部门)如生产部、仓管部、原料部、基建部、设备部等,都已经把贴出来的罚款通报收起来了。 一名工人在信中写道:“他们不准再出通报罚人,你们记者就是进了玖龙工厂,也见不到处罚告示了!但是,无理罚款还没有停止。”[详细]
1985年,27岁的张茵放弃了国内优厚的工薪和住房,仅带了3万元人民币来到香港闯荡。 谈起成功的秘诀,张茵说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凡事量力而为,“如果只能建三星级的饭店,自己决不会赌气建五星级的。”此外,由于学过财会专业,因此在管理上有独到的见解。提倡“个人小家庭,公司大家庭”的人性化管理。既为下属提供充分发挥才干的空间,又在待遇上说到做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最重要的是,她的成功和自己的丈夫、其他几位副总裁的全力支持密不可分。丈夫刘名中出生于台湾,成长在巴西,毕业于名牌大学,精通英语、葡萄牙语,处事稳健细致,张茵笑曰:“咱们是夫妻互补。” 据了解,张茵于1957年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而作为七个弟弟妹妹的大姐,张茵从小就磨练出了坚韧的个性。1985年,怀揣3万元人民币,张茵开始闯荡香港,她的废纸回收再生产生意亦从此起步,而在过去她曾经在内地一家造纸厂工作。在香港的这段日子,张茵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详细]
旗下龙头企业玖龙纸业被曝涉嫌“血汗工厂”,这已经是前“中国女首富”张茵今年第二次被公众的视线审视——第一次是今年两会期间张茵提议修改《劳动合同法》,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修改为有期限劳动合同。唯一不同的是,第一次是她主动站上了公众的审视台,而这一次则是被动的。从结果来看,第一次公众审视便给张茵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舆论纷纷指责张茵是在为少数既得利益者代言,试图转嫁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压力。而玖龙纸业涉嫌“血汗工厂”一事曝光,难免使人联想到张茵不仅公开叫板,更涉嫌以实际行动对抗《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在全球经济前景被普遍看哀之时,就业状况逐渐紧张、企业用工门槛逐渐价高便会显现出来。一方面是务工人员一职难求,一方面是企业面临高成本的竞争,一种奇怪的现象便出现了:劳资双方往往会对是否遵守法律法规达成一种相对的默契。对劳方来说,饭碗更为重要;对资方来说,生存更为重要。因而双方在法定的用工程序方面便不约而同选择了规避——一些资方习惯性选择规避,而大多数劳方则是被迫选择规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往往一些“血汗工厂”被曝光之后,在监管部门找不到投诉记录的原因。 一个不可忽视而可悲的现状就是,在劳动价值与资本价值博弈中,劳动价值被严重贬低,而资本价值被过度放大了。这也正是“血汗工厂”频现的根本之所在——一方自认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给你什么就是什么”,一方自认“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你给什么就是什么”。或许这是一些老板们不成熟或不正确的想法或做法,但劳动力对于自身价值的忽视或主动贬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资本价值至上论的日益膨胀。劳动价值得不到资本价值的应有认可,而资本价值又无限地抬高自己,此一长彼一消,法律法规的制约作用就在老板们的眼中被淡化掉了。[详细]
在究竟是不是“血汗工厂”的辩驳上,张茵和SACOM两方明显观点对立。而他们的争论也引起了专家的关注,一些专家的关注,已经从最初的事实本身有所延伸。比如,如果企业确有“无良”行为,为什么揭开盖子的总是NGO或媒体,监管部门哪里去了;为什么当“血汗工厂”的事件发生在东莞,或者是珠三角时,人们总愿意相信是真的。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据他的了解,张茵工厂出现的问题决不是最糟糕的,但是劳资纠纷在珠三角普遍存在,也是回避不了的。每年那么多群体性事件,足以表明矛盾如何地尖锐激烈。此事无非给我们一个机会正视之。如果通过努力解决了,不仅仅是工人们的幸事,也是国家的幸事。 媒体上也有和梅新育类似的观点,认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必须转变观念,对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进行严格监督。一些地方确实有这样的事实,为了获得招商引资的丰厚利税的回报,政府官员有可能对当地的大企业名企业采取“双重标准”,放宽尺度,认为这些大企业厂房等硬件设施好,比起很多其他企业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很不错并不意味着没有漏洞,放松对企业的监管其实是害了企业。[详细]
在纷纷扰扰的爱国表述中,控诉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百年的奴役成为感情宣泄的切入点。与历史的渐行渐远的苍凉相比,眼下,遍布于各地的“血汗工厂”对劳动者的剥削甚至暴行却是血尚热、汗未干。从山西黑砖窑的“奴工”到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超负荷的工作时间要求,都是对法律、人性与良知的撞击。 所以,眼下本国人的“奴役”其实是更现实、更沉重、更活生生。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公民抵制“血汗工厂”同时是一场经济转型的阵痛,需要坚持不懈地呼吁与努力,远非抵制外国企业及其货物这种爱国主义浅白表述来得爽快与刺激。[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