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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大专、本科、硕士、博士……近年来,中国政界掀起了一股攻读学位的热潮,一些官员的学历年年看涨,文凭越拿越高。无疑,官员注重理论素质的提高和知识更新,在职刻苦攻读获取更高学位,值得鼓励和提倡。可是,有不少官员平时不学习,却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公款,与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合谋”,在短期内“大跃进”式地完成了“知识化”任务。

  有关专家指出,官员学历造假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不但损害了高校的学术风气,助长了官员造假之风,也动摇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那些身居高位或者准备身居高位的官员们,之所以要混一张这样的文凭,显然为的不是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而是想找一块垫脚石,为升官铺平道路。据说,在一些地方有一个类似的“学位――官级换算表”:学士相当于科员,硕士相当于科长,博士相当于处级,博士后相当于厅级。在这种文凭硬指标的刺激下,又怎么不会产生“文凭腐败”?

 ☆ 委员提案关注文凭腐败

  蔡继明: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

  近年来,许多中高级党政干部都拥有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不乏在担任领导干部前已经获得了高学位,也确有一些在担任领导干部期间,利用工作之余,在职刻苦攻读,凭借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取了高学位。这无疑有利于实现领导干部知识化和专业化。

  但是,对于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党政干部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大都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在职混取研究生文凭(和学位)。他们在入学考试中,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然后又在校内生中滥竽充数;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未经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中,他们往往偷奸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他上课。在学期考试中,又往往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至于毕业学位论文,天晓得有多少是领导干部独立完成的,又有多少是他人代劳的。

  上述现象,造成种种弊端:其一是败坏学术风气,有损学校尊严;其二是劣币驱逐良币,导致学位贬值;其三是抢占教育资源,排斥真正的求学者;其四是为平庸的才能披上学术的盛装,借以压抑有真才实学的下属晋升;其五是左右逢源,在学者面前摆官架子,在同僚面前又充当学者。很显然,对于一个在职攻读学位的党政干部来,如果他的确是一个好学生,很可能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而他要有效地履行领导职能,就很难做一个好学生。这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正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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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围剿官员假学历 委员:中国官员混的学历更多

  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数年来,假学历波及全球政坛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一言难尽假文凭

  尽管中国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官员假文凭的查处力度,但“文凭造假”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蔡继明当初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在今年两会期间关于“中国社会科学不宜设院士”的建议,竟能引起网友如此强烈的共鸣。更让他意外的是,有网友直接提出了“对有博士学位的官员来一次考察、以净化中国学术环境”的建议。这一想法,与他5年前的一份提案不谋而合。

  在提案中,蔡继明“建议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他提的设想还包括:对于个人要求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官员,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等等。这个观点看起来有些绝对,但5年后的蔡继明仍坚持己见。

  “混的文凭”比假文凭更多

  蔡继明的想法,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的认同。顾海兵分析指出:假学历有两种情况,一是“真的假文凭”,即办假证的;二是“假的真文凭”,也就是文凭注水。在顾海兵看来,现在不少干部都已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假的真文凭”。

  “无论你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几万块钱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到一张研究生文凭。”这是几年前某省委党校被广为传播的“轶事”。在那里,只要交钱,招生条件可一次次放宽。直到2003年底被叫停,该省委党校违规发出数千张文凭,校方多名领导干部因此被“双规”。

  为升迁不惜逾越底线

  如果说普通百姓买假证是为了找工作的需要,官员热衷混文凭的目的又何在呢?答案很简单:升迁。

  文凭一旦成了升迁的“门票”,一些不具备资格的领导干部自然想投机钻营。“有些地方提拔厅局官员要求有硕士学位。”长期关注假文凭现象的顾海兵认为,这种干部任用标准使一些人“不得不去造假”。

  的确,不少持有假文凭的官员也都将造假原因归咎为升迁标准。“我的文凭的确是混来的,但那也是迫不得已。在干部岗位上工作二十多年了,谁不想往上走?但文凭关却让我屡次在最后的节骨眼上止步。”一位最后如愿通过函授班混到文凭的干部,说起来仿佛也有一肚子委屈。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毛寿龙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干部选拔中重视文凭的做法表示赞同,“这是一种好的趋势,问题出在一些人钻空子,而不是这种做法本身。”

  当高校傍上高官

  与国外官员的“初级造假手段”相比,中国官员的假学历显然大都是“硬通货”,无论拿到哪里去检验都是真的。“假的真文凭”在一些干部中流行,背后的推手——各大高等院校显然功不可没。

  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是江西省官员胡长清学历造假事件。据报道,胡长青在位时,托人在北京中关村大街上胡乱买了一个法学学士文凭,从此即开始以“北大才子”自居。对这样的公开造假行为,在胡长青担任江西省领导时,却从来没有人公开提出过质疑。

  蔡继明承认,学校也的确要自律,“教育部应该给学校定出原则”。

  打之不尽,清之不竭?

  面对各方的建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这些年一直没有减少对官员假文凭的惩治力度。

  从2002年起,中央四部委已经组织了一次整治官员假学历的严打风暴,那次严打的成果也不可谓不“丰硕”。此后,浙江温州某地1267名干部档案中62人学历有问题,深圳查出假学历证书107份等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

  事实上,关于如何打击官员假学历问题,社会各界给出的建议可谓众说纷纭。有的提出应降低干部任用对文凭的要求标准,也有人主张教育系统先要严格自律。蔡继明则从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关系到我们对干部的考核,关系到体制改革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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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辈们谈“学习

  毛主席一生与书为伴

  毛泽东同志一生与书为伴,走到哪里,把书带到哪里,几乎每天都要坚持读书。革命战争年代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亦如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老人家疾病缠身,甚至在生命进入抢救状态、弥留之际的时候,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读书学习。

  毛泽东同志晚年患有老年性白内障。1975年7月下旬,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照下,医生给他做了眼科手术。手术之后,眼睛一时不能看书,他就让工作人员为他读书。一周后,医生摘掉蒙在他眼睛上的纱布,一只眼睛能看清楚东西了,他便借助刚刚治好的这只眼睛,坚持自己读书。这时候他虽然能自己看书,但由于身体过于虚弱,两手已经没有举书的力量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帮他举着书。为了保护他刚刚治愈的眼睛,医生嘱咐他不要看书过多,可他还是不顾医生的劝告,读个不停。有一次,他病情加重,发烧到39℃,还要看书。医务人员曾给他规定每天只能看15―30分钟的文件或书,而实际上他每天看书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这个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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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陈云“小学”文化看官员文凭热

  陈云是老一辈革命家,功勋卓著,高风亮节,为后人景仰。笔者浅陋,不敢赞一词。笔者在阅读《陈云传》时,了解到他的一件趣事,由于儿时家境贫寒,陈云的最高学历只是小学毕业。尽管后来的实际文化水平提高很多, 可在填写各种登记表的“文化程度”栏时,陈云总是写上“小学”二字,并意味深长地说:“我永远是小学生!”

  在陈云波澜壮阔的一生中,这当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 一滴水能映射出太阳的光辉”,通过这件小事,可以看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的作风和谦虚谨慎、不事张扬的人生态度。这给我们很多有益启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需要高学历者,但更需要实事求是的为人为官之风。陈云“我永远是小学生!”的实事求是态度,难道不值得领导干部和唯文凭是用的组织人事部门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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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酬多挤占党政干部读书时间

  “百名党政干部阅读习惯”调查显示,党政干部普遍有较强烈的读书需求。绝大多数党政干部认为,阅读有助于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决策水平。接受调查的党政干部中,超过80%的人认为,读书的最大作用在于“提高个人修养”。超过50%的人认为阅读有助于“方法借鉴和知识积累”。不过,不同年龄段的党政干部在“阅读对决策工作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差异显著。其中 ,50―60岁的干部比较赞同“读书可以清醒头脑,明确思路”;而30―40岁的干部则更倾向于通过读书获得“方法借鉴和知识积累”,不太看重通过阅读获得信息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接受调查的干部在回答“什么影响阅读”的问题时,都将应酬多工作忙作为首选因素。有的干部表示,平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阅读;有的干部表示,平时“应酬太多”,影响了阅读。只有13%的人认为目前“没有可靠的读书信息,不知道该读什么书”。

  少些烟酒味,多些书卷气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与其忙于一些不必要的交际应酬,为寒暄和“面子”殚精竭虑,还不如静下心来,读点书,既利于身心健康,又利于事业发展,更利于政府工作作风的转变。这也是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应有之义。目前,山东等地规定党政干部每年必须要提交一份读书报告或调研报告,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多读书,读好书,于己于国都大有裨益,对于党政干部来说更是如此。如今,我们提倡建设书香中国,作为党政干部,更要以身作则,少些烟酒味,多些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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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点PK台

  部分官员:让秘书代上课 用公款贿赂导师

  “有些官员混文凭的方式,真是千奇百怪。”北京某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报名、考试、结业时,官员们会亲自出面,平时上课基本上就由秘书代替,甚至有时会出现秘书坐满一教室的滑稽场面。”

  南方某地区驻京办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他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给领导当秘书,工作还不满一年,就被调到驻京办,平时的工作就是替领导去学校听课、完成作业,还有负责与导师搞好关系。学期末领导来考试,基本是开卷考,考题也很简单。平时成绩占80%,考试占20%,只要他这里没问题,就是领导考零分,最后的科目成绩也合格。

  由于中央部委要求严格,在学历造假问题中,地方相对要严重得多。事实是,目前不少地方官员已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假的真文凭”。在西部的一些贫困地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人才济济”,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甚至镇长、乡长、派出所所长,名片上大多印有“经济学硕士”、“法学硕士”等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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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招生困惑,得罪不起怕被“穿小鞋”

  “别人要,我们不得不给,要不然就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笔者调查中,某大学研究生院一位负责招生的副院长讲述了他对干部假文凭现象的困惑,“不敢开手机,不敢呆在办公室,每到招生的时候,我就过不了正常生活,递条子、打招呼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不乏一些处长、局长之类的‘干部考生’,不办吧,得罪不起人;办吧,实在有悖学术良心。”

  据他透露,他还碰到更为离谱的要求,去年招生期间,一位曾给学校批过项目的部门负责人直接问他,花20万元能否帮他搞到一个真的博士文凭。遭到拒绝后,这位领导把电话打到校长那里,指责他“思想太保守”。

  他无奈道,“别人要,有时我们得给,别人没要,有时我们还不得不送。南方某部门一处长在我们学校读工程硕士,还没毕业,学校居然就给了他一个兼职教授的头衔,就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项目。你说这算什么啊?去年我们还有一个500万元的设计项目,也是通过‘文凭钓鱼’的方式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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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学历认证查出近10%是问题学历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共接受社会各界近11万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其中9.9%为问题学历。这些问题学历主要集中于人才录用和选拔、出国留学和移民、各种升学考试等方面。

  这位负责人说,近来,教育部发现有单位和个人利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公布的学历查询信息,进行所谓学历证书认证。有的拼接信息,混淆真伪,为“虚假”文凭出具所谓认证报告或公证书牟利。这些虚假学历,既有2001年电子注册制度实施之前的,也有部分是2001年之后毕业的。证书的造假程度,有些用肉眼很难鉴别出来;甚至有些证书,还取得了非权威部门的所谓认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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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文凭不再是干部选拔绝对标准是重要政策导向

  党建专家钟岩指出,前不久中央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不再将“年轻化”作为评价人才的一个重要指标,也不再把文凭作为选拔干部的一个绝对标准,这些重要变化,是中央为杜绝文凭“注水”现象发出的重要信号和政策导向。

  改革开放初期,标准选拔的干部大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年轻,二是有文凭,正如人们一度所说的“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这给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即:组织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简单化地套用“年龄格”和“文凭格”这两项指标。其结果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成了凭“年龄”、“文凭”两格取人才。一些干部开始为拿到更高的文凭继而获得知识化、专业化的“认证”而努力。

  代劳、代考、弄虚作假,直至拿钱买文凭,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背后的利益驱动,既有官本位作怪的因素,也有干部选拔中只重文凭而不重水平的错误导向因素。有了文凭,买的人就可能“往上提”,卖的人则可以获取金钱利益。

  钟岩认为,文凭“注水”,是用简单化的方式解决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复杂问题带来的后遗症。随着我们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合理、更加科学,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惟文凭是举的简单化做法,已经开始被纠正,文凭“注水”现象将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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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友评论:根治还需惩罚机制

  揭开官员学历造假利益链

  “对干部选拔中重视学历的做法很正确,这是一种好的趋势,问题出在一些人钻空子,而不是这种做法本身。”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认为,“干部管理和选拔都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对文凭要有正确的认识,它最大的价值在于起点标准。也就是说,高学历的人应该有好工作或是高报酬。但是,在以后的考核中,应该更注重他的能力。”

  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本刊采访时建议:第一,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举报奖励制度,以便接受群众监督。另外,对高等教育机构招生进行经常性的、彻底的清理,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来进行教学、考试和学位授予。第二,建立健全假文凭惩处制度。组织、人事、纪检、监察、教育等部门形成联动机制,对于利用公款获取学历等现象接受举报后及时进行严肃处理。第三,树立正确的学历观。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要结合"德能勤绩"等项全面客观地综合评定,重学历但不能惟学历。官员进一步的工作能力,不是体现在是不是又取得了什么高学历上,而是体现在其工作上有没有新业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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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层次反思——该打谁的屁股?

  相关专家指出:假文凭的泛滥,动摇了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连人都是假”的,还有什么不能假?持有、使用假文凭的人凭借手中的假文凭,不劳而获,谋得政府和企业的高职高薪,在获取社会机会、分配社会财富方面,得到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机会,把诚实劳动的社会才俊踩在脚下,令社会的基本公平原则陷于泥淖,损害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信誉。所以,美国人把考试作弊行为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加以惩处,看来是不无道理的。

  假文凭的持有、使用者应该受到比制售假文凭者重得多的刑事处罚。一经发现,不仅要让他们丢官丢职,而且还应该让他们享受刑罚的滋味。让假文凭最终持有、使用者的风险和收益对等起来,才是社会法律公平原则的体现和遏制假文凭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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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能否自废“假的真文凭”?

  官员追逐更高的文凭,当然是为了在以后的仕途中抢占先机,赢得优势,领先一步。可当一个官员为了加速升迁而不惜在文凭上造假的时候,人们就有理由怀疑其个人品德和为官之道了。

  不少官员经过多年来的历练,总能做到只占便宜不吃亏。因此,想要这些人轻易吐出已经到口的肥肉,那真是难上加难。不过,当他们觉得烫嘴而不得不吐的时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还得上级领导以身作则,并下决心整治一下全社会尤其是官员队伍里的文凭乱象,比如规定凡是官员没脱产或者速成得来的“假的真文凭”,一律作废。

  当然,还得追究一下形形色色的假文凭是怎么来的,诸如是哪些学校,在哪位校长任上,又是哪位导师联手合作“制造”了这些“假的真文凭”?诸如此类的事项都应该公开公布,好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在败坏中国的教育风气,把高校这个“象牙塔”、这块净土给弄得这么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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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官员学历造假应有法律依据

  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在干部选拔方面完善制度建设,在干部选拔任用时,要从“德能勤绩”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评定,重学历但不能惟学历。同时,强化公共财政监管,使学校的经费渠道不受或少受官员个人掣肘,以切断官员和学校之间的利益链条。

  所以,要遏止官员学历作假之风,必须令其因作假行为败露而付出的代价足够大,大到至少和其收益相等。既然走上从政这条路,官员最害怕的当然是仕途受影响,因此,有关方面可考虑在刑法中明确规定,凡伪造、买卖学历、学位者,只要触犯法律,就应治罪,以此作为惩治学历造假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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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真文凭”何时当休

  交易之下,也有不少高校愿意招收有权势的高官做研究生。原来,通过招收高官读研,不但以后申请项目或办其他事情多些门路,也可以此提升学校的知名度。事实上,有很多高校在对外宣传时,往往喜欢把某某高官是校友挂在嘴边。比如,一些学校的宣传橱窗里,把曾经是该校学生,现在或过去在政府部门身居要职的高官照片、简历贴在显眼处,作为学校的一种荣耀加以展示。

  官员学历造假却又心安理得拿到极难查办的假的“真文凭”,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切都有公款报销;而非官员学历造假却又惴惴不安拿到的真的“假文凭”,颇费心机做的真,费用却要自掏腰包。一个地上,一个地下,共同打造了文凭市场空前繁荣的盛景。呜呼,不独吾国民教育之辱,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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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文凭腐败: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真正高学历的干部确实在知识结构、眼界、胸襟、能力、见识等方面令人佩服,只要假以时日,一定会大有作为。相反,我们不少低学历、甚至无学历的干部,除了工作经验丰富外,其他方面都有很多明显的不足,尤其是少数人身上存在的缺乏世界眼光、小农意识浓厚、进取精神不足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事业的发展。

  既然文凭腐败的获益者只有官员,影响又恶劣,那么清查、打击的方向就应该很清楚了。可为什么整治的效果不好?这个根源就要追到各级组织了。我们的各级组织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凭腐败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所以,整治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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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政干部“混”文凭就是政治上不诚实

  我们现在干部队伍建设的标准是“四化”。试想:他们为什么热衷于搞“文凭”?因为不学无术、因为没水平,因为官迷心窍,他们往往在现在的岗位上就是不称职的,却跃跃欲试想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没有真本事,就用假文凭蒙骗党、蒙骗人民。一旦让他们得逞,能不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吗?所以滥竽充数“混”文凭的人扶摇直上,真正伤害和挫伤的正是那些诚实学习、忘我工作、老老实实、自费学习的人,也真正影响党和人民波澜壮阔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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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网 (责任编辑:赵鸿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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