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致力于民办教育发展研究的胡卫发现，在上海，国有或优质公办学校举办的民办学校在增加，而纯民办教育机构数量在急剧减少。

　　“政府对公办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使公办学校的生均经费标准远远超过了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胡卫调查近两年上海公办学校生均事业支出和民办学校收费标准比较发现，在上海，以小学为例，公办的生均公用经费投入已经超过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类似现象在初中和高中也一样。

　　由于公办学校教师“事业编制”的保障和较高的待遇，加之政府部门有关政策的推动，致使许多民办学校出现骨干教师不是被“挖墙脚”，就是主动投奔公办学校。

　　各种费税使民办学校不堪重负，如对租用闲置校舍或公建配套学校的民办教育机构，一些区县部门以国有资源被占用为由，收取高额租赁费。较之5年前，民办学校校舍租赁费平均上涨了30倍。又如一些区县强制要求民办学校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

　　公办学校不断实施扩招政策，加上本地生源逐年递减，民办学校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很大挤压。

　　胡卫反映的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明显地表现出来。

　　胡卫认为，上述现象与问题的产生，有的是民办学校在发展初期不可避免的，有的则是民办教育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除了税收政策等问题之外，核心问题则要归因于政府对民办教育的认识不到位。有的认为民办教育是公办教育的补充，有的把民办教育的作用仅仅理解为弥补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的不足，所以在公共财政经费对教育投入日益增加、公办教育资源出现局部过剩的今天，有人甚至提出可以通过“规范管理”，逐步控制和减少民办学校的数量。

　　基于此，政府对民办教育的管理相对滞后。政府用管公办教育的方式管理民办教育，一定程度上存在“错位”、“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如用政府功能取代或排斥市场功能：政府主要通过计划而非市场方式来完成民办学校的资源配置，将法律赋予民办学校的专业课程设置、招生和收费等办学自主权统统囊括到国家的计划之中。由于民办学校无法自主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使得民办学校发展的内源性动力严重不足。又如，涉及民办教育发展的许多重大政策，缺乏周密认证，教育管理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造成民办教育“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迫切需要政府承担责任，为民办教育创造一个宽松、良好的生存空间。为此，胡卫指出，发展民办教育不仅是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和教育资源不够的“拾遗补缺”，其主要意义更在于通过推动和深化办学体制、机制的改革，满足人们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实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应对教育国际化和跨境教育服务贸易的挑战。

　　他特别建议：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议按照市场规律有效配置民办教育资源。对管理水平师资质量较高的民办学校进行课程松绑试验：要让民办学校从自身实际出发，依法独立开展招生工作；建议政府逐步放开对民办学校收费的限制，将收费标准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其次，改变政府对民办教育的干预方式。以满足公众需求为起点，以公共财政资助为实现基础。基本形成从体制内部权利下放和体制外部权利转移两个方面结合的公共服务框架。政府退出一般性的公共竞争领域，把办学竞争的利益和责任归还学校、归还社会；从过去微观、具体细致的管理职能中退出，通过制定法规政策、提供信息、奖励资助等方式间接管理民办学校。

　　他还呼吁建立涉及民办教育重大决策的调查、听证、论证制度，保障决策的公正性、民主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完善民办教育法制环境，及时出台落实政策法律的相关配套措施；加强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并希望权衡各种政策工具的成本，充分鼓励、扶持各种社会自治性组织发挥作用，推进民办教育管理制度的创新。(贺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