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家知名医院负责人共议“看病难看病贵”
2006年03月0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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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3月08日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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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知名医院负责人共议“看病难看病贵”

许爱娥:药价已经17次降价,但老百姓并未感到实惠。一旦限定价格,厂家就对该药停产,然后老药翻新。

  七家知名医院负责人共议“看病难看病贵”,支招解决药价虚高、社区医院建设等难题

  访谈动机

  截至目前,药价已经17次降价,但老百姓并未感到实惠。为什么药品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药价虚高的源头在哪里?现在推行的药品招标制度,能否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这一现状?昨日,记者带着以上问题,采访了7家全国知名医院的负责人,他们对医药分家、药品招标、社区医疗等医疗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发表看法,并为降低药价出谋划策。

  许爱娥:官员腐败是药价虚高总源头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

  新京报:现在普遍反映看病难看病贵,您怎么看?

  许爱娥:卫生部公布看病贵有6大原因,我认为药价虚高是突出问题,而药价虚高总源头是官员腐败。比如,按照正常程序,一、二类新药审批总费用是4.8万元,批文评审通过至少需要5年。但目前,一些新药批文的速度从一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批文价格低则数百万元,高则上千万元。我认为,药品主管部门少数官员腐败正是药品价格虚高的总源头。

  新京报:药品流通环节是不是也会对药价造成影响?

  许爱娥:是的。目前,药品流通要经过很多环节,层层加码,最后都会加到病人身上。一种药品从生产到拿到老百姓手里,价格可能会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翻。

  新京报:国家已多次对药品实行降价,收效如何?

  许爱娥:截至目前,药价已经17次降价,但老百姓并未感到实惠。为什么?因为一旦限定价格,厂家就对该药停产,然后老药翻新,做成新药。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产品鉴定体系,制止老药翻新行为;同时严禁行政干预和审批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新京报:如何达到预定目标呢?

  许爱娥:我觉得政府可以建立药品集中配送中心,药品从工厂出来后,直接进入配送中心,然后再进入医院,这样不但更透明,也减少了很多环节。

  新京报:这样能解决医生拿回扣问题吗?

  许爱娥:能解决。因为药品一旦挤掉水分,合理定价,就没有多少送回扣的空间了,因为没人愿意亏本。

  本报记者蒋彦鑫

  肖红:社区医院短时间难成品牌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药监局副局长

  新京报:为什么社区医院难以吸引患者就诊?

  肖红:社区医院资源有限,受医生数量和素质局限,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新京报:您曾做过武汉市第三医院原副院长,您觉得对医生的监督力度够吗?

  肖红:关于医疗费用问题,医院作为医疗的终端环节,成了矛盾的最后集中点。

  对医生的监管肯定是要加强的,包括医德、素质等,患者也是医生的监督力量。

  新京报:但患者的监督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肖红:现在从主管部门到医院领导再到普通医生,层层监管已经很严了。现在有一套厚厚的“医院管理评价体制”,可查病历,查诊断是否准确,用药是否合理等。

  新京报:一些医院给科室下达经济指标,您怎么看?

  肖红:医院给科室分经济指标是绝对不允许的,尤其是公立医院,毕竟不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一些医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保证自己不做,对其他医院就不好多说了。

  本报记者张剑锋

  栾文民:大医院淘汰设备可配给社区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原副院长

  新京报:您认为发展社区卫生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栾文民:关键是社区医院不能再用目前的大医院这样的运行体制,不能政府只是投钱建,实际运行中却让社区医院自负盈亏。这样社区医疗无法发展,更难履行政府要做的公共卫生职能。

  新京报:这可能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如果政府投入短期内无法到位怎么办?

  栾文民:也有节约投入的办法。我想,能不能把二、三级医院使用过,但因为技术更新而淘汰的医疗设备,配置到社区医院去。当然,这些设备必须能保证正常的检查、治疗。

  本报记者魏铭言

  陈仲强:医生信誉可在网上公布

  全国政协委员、北医三院院长

  新京报:卫生部要求大医院要设立助困病房,您怎么看?

  陈仲强:我希望尽量执行卫生部的要求。但目前贫困患者太多,如果医院设立助困病房,怎样收费?因此付出的诊疗成本,谁来补偿支付?

  新京报:您如何看待医生开“大方”造成患者看病贵?

  陈仲强:在国外,医生的信誉是上网的。我想,中国也应该建立一个覆盖全国执业医师的信息网。这个网应该由医疗保险部门主导建立,卫生监督等部门配合。医生的处方是否规范,做手术是否出现过医疗事故,这些有关医生信誉的信息,都可以在网上公开。

  本报记者魏铭言

  黄峻:医药分家难降虚高药价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

  新京报:卫生部提出要限制大医院扩张,作为江苏最大的医院院长,您如何看待?

  黄峻:我不认同。如果大医院不发展,群众看病会更难。很多疑难病症患者需要在大医院,找名医治疗。

  新京报:近日,南京百余家医院医药分家。您认为医药分家是否降低了虚高药价?

  黄峻:这个工作才刚刚启动,还面临很多问题。而且,呼吁医药分开的医院都是南京市的中小医院。大医院都持观望态度。首先,我反对“一刀切”把医药完全分家的做法。在目前的运行机制下,医药分家并不能限制医生开“大处方”拿药品回扣,相反,药房为了自己多卖药,可能也会暗中与医生有利益联系。第二,药房的管理水平也不一样,很难完全保证药品质量。第三,医院药房药师除了拿药,更重要的职责是为患者咨询怎样用药,如果完全医药分家,医院的执业药师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到社会药房去工作。

  新京报:但医药分家起码使虚高药价减少了医院15%的药品加成。

  黄峻:15%的加价的确占到大医院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但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太少。比如我所在的医院,每年政府投入1800万,只够全院850位退休人员收入的1/3,加上医院2000多位在职医务人员,这些人员的工资、奖金,还有医院要运行、发展,几乎全靠医院自己去挣。政府取消15%药品加价,改变以药养医,前提是要把财政投入的不足弥补上。

  新京报:如果医药分家不可行,您对降低药价有什么建议?

  黄峻:我们分析药品的流通链条,发现虽然经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但中间的流通环节还是非常多。药品生产和流通批发企业太多太滥,但他们却都能保证有利益,而且还能从这些利益中分出来给医生提“开药方”的回扣,这些利益,都是患者承担的高药价的水分。如果政府能切实减少重复的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同时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建立第三方监管的网络平台,就能挤出药价中的水分,把“差价”换给患者。

  本报记者魏铭言

  张忠辉:药品实行专营至少降价1/4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原副院长

  新京报:有委员提出医疗高收费源于政府对医疗投入不足,您认同吗?

  张忠辉:投入不足是事实,但不是最关键原因。短时间内,国家对医疗的投入也不太可能增加太多。关键问题还是医药流通领域混乱。

  现在,全国有4000多家药厂、一万多家医药公司,背后是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药品在流通过程中猫腻太多,回扣、贿赂之风已经不是秘密。

  新京报:现在不是在推行药品招标制度吗?

  张忠辉:招标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因为利益链条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药品加价的情况。有的地方就是“招标招标,越招越高”。

  新京报:那您觉得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张忠辉:药品作为特殊商品,应当像烟草一样,实行国家专营,杜绝中间可能出现的猫腻环节。卫生部门、物价部门应该把此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研究解决。因为医院的监管相对单纯,但医药流通领域就很复杂,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估计药价至少能下降四分之一。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发展社区医院,您认为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张忠辉:目前存在市民得小病也要舍近求远进大医院的情况,这说明社区医院的软硬件都需加强,尤其是医术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从而改变小病看不了,急病不敢看的尴尬现状。

  本报记者张剑锋

  何惠宇:3天能治好的病不能拖10天

  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原院长

  新京报:对看病贵问题,您认为是否存在医院管理问题?

  何惠宇:一些医院确实存在管理问题,因为很多院长原来都是学医的,对管理还是不太精通。

  新京报: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管理呢?

  何惠宇:从整个医疗机构和诊疗规定入手,抓合理用药等基础性工作。比如,早期发现疾病就可以减少病情加重后的费用负担,或者3天就能治好的病不能拖到10天。

  新京报:您对社区医疗的发展模式探索有什么建议?

  何惠宇:发展社区医疗应因地制宜,比如老社区,可把原有的街道卫生院或者企业医院,经过对原有医疗资源的优化与整合,改作社区医院。在建或待建社区,就要把社区医院提前规划进去。

  本报记者 张剑锋


肖红:医院给科室分经济指标是绝对不允许的,尤其是公立医院,毕竟不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
栾文民:政府对社区医院不能只是投钱建,实际运行中却让社区医院自负盈亏,这样难以履行公共卫生职能。
黄峻:医药分家并不能限制医生开“大处方”拿药品回扣,相反,药房为了自己多卖药,可能与医生暗中联系。
何惠宇:发展社区医疗应因地制宜,老社区可整合原有的医疗资源,在建或待建社区则要提前规划。
陈仲强:医生的处方是否规范,做手术是否出现过医疗事故,这些有关医生信誉的信息,都可以在网上公开。
张忠辉:因为利益链条问题,招标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药品加价。有的地方就是“招标招标,越招越高”。
来源: 新京报
(责任编辑: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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