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四)
2005年09月01日 星期四
新闻检索:
2005年09月01日15:03
``````````````````````````````````````````````````````````````````````````````````````````````````````````````````````````````
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四)
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可持续城市: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城市发展战略的审慎选择

  21世纪,中国城市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环境与发展的巨大挑战: 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的压力、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的急速推进、区域的不平衡加剧等,都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瓶颈制约。

  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同时往往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成功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但在中国能有效地克服发展路径上的障碍,而且能给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提供光辉的范例,毫无疑问这也将是中国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国际上许多知名的学术研究团体,近年来已经把目光瞄准中国城市的发展战略、经济运行、公共安全、环境政策、金融风险、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城市的整体发展战略,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见解或专项研究报告。但是毋庸讳言,这些报告对中国的理解有失偏颇、立场和观点有失公允、资料的选取和分析也有失精当,因此多有错讹和误导。如何由中国学者在自己本土上系统地、准确地、深入地就中国城市发展的整体关系及其内在规律的把握,并由此提供出有价值的思考和方略,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出于对世界未来发展走向的充分把握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分析,在国内国际总体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1992年6月,中国政府在巴西里约世界首脑会议上庄严签署了环境与发展宣言;其后又在全世界率先制定了《21世纪议程》,提出了适合本国发展的行动纲领;并在1996年正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直至2003年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与此相应,我国的理论界也针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在城市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鲜明中国学派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案,为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二)可持续城市的基本理念

  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形成既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的哲理精华,又富蕴着现代城市活动的实践总结:“只有当城市向自然的索取,能够同城市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时;只有当城市为当代的努力,能够同城市为后代的努力相平衡时;只有当为城市发展的努力,能够同为乡村地区共建共享的努力相平衡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同时,可持续发展还充分包含着城市活动的实践映象。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两大关系正确认识的完整综合。它始终贯穿着“人与自然的平衡、人与人的和谐”这两大主线,并由此出发,去进一步探寻“城市活动的理性规则,城市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城乡发展轨迹的时空耦合,城乡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城乡供需要求的自控能力,城乡社会约束的自律程度,以及城乡活动的整体效益准则和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等,通过平衡、自制、优化、协调,最终达到城乡之间的协调与统筹。

  到了上一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全面地阐述了这两大主线的内在统一,至此,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它向世人昭示: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是“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的综合反映和内在统一,三者互为鼎足缺一不可。它们在各自临界阈值约束下共同形成的“交集”,产生了城市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正确“投影”,并成为衡量和诊断城乡可持续发展健康程度的标识。

  (三)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向

  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建立与完善,一直沿着四个主要的方向去揭示其内涵与实质。这四个主要方向已逐渐被国际公认为经济学方向、社会学方向、生态学方向和系统学方向。与此同时,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还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加速变化、自然环境的社会效应、自然环境的人化痕迹、城际与城乡之间发展的相对均衡、发展效率发展质量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等,力图把当代与后代、区域与全球、空间与时间、结构与功能等,有效地统筹起来。

  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经济学方向,是在城乡统一考虑的前提下,将区域开发、生产力布局、经济结构优化、物资供需平衡、财富的合理分配等作为基本内容。该方向的一个集中点,是力图把“科技进步贡献率引领的经济增长去抵消或克服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率”,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基本手段。该方向的研究尤以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0—1998)和莱.布朗在《未来学家》发表的“经济可持续发展”(1996)为代表。

  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社会学方向,是以城乡之间的社会发展、社会分配、利益均衡等作为基本内容。该方向的一个集中点,是力图把城乡“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取得合理的平衡”,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据和基本手段。该方向的研究尤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1990—2004)及其衡量指标“人文发展指数HDI”为代表。

  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生态学方向,是以城市为点、乡村为面的生态平衡、自然保护、循环经济、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等作为基本内容。该方向的一个集中点,是力图把城乡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基本原则。该方向的研究尤以挪威原首相布伦特兰夫人(1992)和巴信尔(1990)等人的研究报告和演讲为代表。

  中国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在上述三个主要方向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设计, 独立地开创了的第四个方向——系统学方向。其突出特色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方向、以“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为中心,去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本源和演化规律,将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的逻辑自洽”作为判据,有序地演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时空耦合与三者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关系,建立了城乡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统一解释基础和定量评判规则。充分地体现出:

  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代际公平、人际公平和区际公平

  城乡可持续发展的持续性原则:“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的动态平衡

  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性原则:体现全球尺度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共享性

  中国科学院主持的研究项目并首次在中国发布的《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实质上是在1993年(Niu Wen-Yuan)、1994年(牛文元,《持续发展导论》,科学出版社)和1996年(W. Y. Niu and W. M. Harris)系统论思想延续下的产物。

  遵从一般系统学的理论和原则,我们曾对决定“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本质要素进行了长期的遴选和研究。最后确认城市可持续发展由其内部具有严格逻辑关系的“五大支持系统”(子系统)所组成,它们依序是:

  1、生存支持系统——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临界基础(城市发展的“基态”);

  2、发展支持系统——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城市发展的“引擎”);

  3、环境支持系统——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约束限制(城市发展的“瓶颈”);

  4、社会支持系统——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组织能力(城市发展的“标准”);

  5、智力支持系统——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支撑(城市发展的“潜力”)

  (四)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设计

  城市发展战略体系的提出和运行,从本质上去分析,是为了实现“城乡的整体目标高度”(Integrated Objects Level),最终必须展示出七项基本结果:   1. 城乡综合实力应获得“阶梯式提高”;   2. 城乡发展的制约瓶颈得到“有效地克服”;   3. 城乡发展行为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规范有序运行”;   4. 城乡整合能力的功效具有“质的提高”;   5.城乡生活质量在一个全新阶段中实现“整体优化”;   6.城乡抗逆能力和社会有序水平具有“实质性进步”;   7.城乡可持续发展能为国际社会提供“区域管理的成功范例”。

  城市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一项范围更加广泛、意义更加深远的发展战略,它的成功实施必然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伟大贡献,并能将上述所列的七项基本标准,无一遗漏地加以充分表达。研究表明,在中国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中心要点是明确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目标函数及分期实施步骤,并进而将其表示为某种十分简明的、可以定量监控的、能鼓舞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为之奋斗的的一组目标集合。

  在实现三大宏观战略台阶的积极带动下,我们建议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可以设计为:

  用20年的时间,中国城市中的85%(将近500座)全面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到2020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城市的贡献率达到90%以上;

  到2020年城市每创造单位GDP的能量消耗和资源消耗在2000年的基础上降低4~6倍(基本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四倍跃进”);

  到2020年中国城市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岁(每10年提高3岁);

  到2020年中国城市人文发展指数全部超过0.900(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

  到2020年中国城市恩格尔系数降低到0.20以下 (每年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

  到2020年中国城乡基尼系数保持在0.35左右;

  到2020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系数控制在1.5--1.8之间;

  到2020年中国城市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4年以上(每10年平均提高1.2年);

  到2020年中国城市能有效地克服人口、营养、卫生、就业、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社会公正等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确保中国城市的人口安全、食物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健康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

  争取到2015年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的“零增长”,同时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并改善人口结构;

  争取到2020年实现能源和资源消耗的“零增长”,形成较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力提高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能力。

  二、城市循环经济: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模式

  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优选模式,它强调以循环生产模式替代线性增长模式,表现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和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做到生产和消费“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环境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发展循环经济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基于对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传统模式。它不考虑环境因素,一味强调对环境的征服,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第二种是“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治理成本高,而且使生态恶化日益严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实现资源使用的减量化、产品的反复使用和废弃物的资源化为目的,强调“清洁生产”,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优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一)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原理

  城乡共同构成区域。区域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的复杂巨系统,也是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系。所谓循环经济的概念,来源于自然生态系统长期进化的形成过程。一个成熟的、健康的生态系统,取决于其内部各个要素之间所具有的稳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与互相影响,最终产生出生态系统整体效益的最大化,以及其中的物质流、能量流的平稳运行与流畅互补。广大自然界的各类生态系统,既是自然历史长期选择的结果,又是参与进一步选择的起点,其所表现出的结构与功能以及相应的生态、反馈、抗逆、共建共享,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具有自组织功效的、有较强抗干扰能力的和取得物质、能量损耗最小而系统内部寻求优化的整体运行模式。

  在分析自然生态系统的宏观构成中,一般均把一个生态系统划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三个有机的成分。对于生产者而言,主要指地球上一切高级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即绿色植物利用CO2与水,在太阳能的作用下,将辐射能转变为化学能的过程,亦即通常所谓的“地球第一生产力”。这种合成的碳水化合物是地球上一切高级生命形式取得活力的基础。所谓“消费者”,是利用第一生产力的各种群体、例如食草性动物、食肉性动物、杂食性动物等,它们的规模和等级一切取决于生产者所能提供的承载力。所谓“分解者”是指生产者在其生命过程中会产生出枯枝落叶或死亡体,而消费者在其生命过程中也会产生出废弃物和死亡体,这些废弃物通过分解者(主要由微生物)的作用、重新变成矿物质,再去参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活动。一个成熟的、健康的生态系统会将这三者的互相作用纳入到一个整体的循环之中,即生产者会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二者所产生的废弃物又会通过分解者(即通常所称的“环境自净能力”)完整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有效系统。

  借鉴于自然界这种长期进化的模式,在人类的发展中,也存在构成“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者之间有机匹配,由此形成一种效率最高、物料最省、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生态环境维系良好的区域发展模式,即通常所谓的“循环经济”模式。自18世纪以来的人类生产中,绝大部分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单链式或支链式的非循环的、整体效益欠佳的方式,即人类利用从自然中所萃取的资源,经过运转和加工,形成产品,供应市场,被消费者消耗,其间所产生的废弃物,一律抛入自然环境之中。这种以成本外部化为自发特征的过程所呈现的单向性,不经济性和环境非友好性,已经对于自然界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人类的过度生产和消费所遗弃的废物,只靠自然界本身的自净能力已完全无法消纳,使得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在全球尺度上蔓延,直到1950年之后真正达到了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程度。由此人们从自然生态系统中开始学习健康循环的机制,并且认真地作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参照物,于是引发了一场经济运行方式的伟大变革。

  区域发展与社会经济运行同样具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三大功能。

  所谓生产者是指区域利用生产力要素的组合,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类产品,其中必然产生相应的废弃物和污染物。

  所谓消费者是指利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广大用户,他们在消费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废弃物和污染物。

  所谓分解者是指对于上述各类废弃物和污染物的解除、自净和消纳。

  一个健康的区域应当能对上述三大功能实施综合协调并达到流畅的循环。目前,由于单靠自然的自净能力已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分解者的作用,因此必须通过人为地加大环保力度进行污染治理,去帮助区域缓冲能力的提高和自净能力的恢复,从而实现“人类向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对自然的回馈”相平衡的核心目标,这就是开创循环经济的基本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都在探索如何能将区域的环境与发展,有机链接起来并形成有效的互动体系,使其既能克服二者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又能利用二者之间所存在的互补关系,达到既要高速发展经济,又要大力改善环境,形成一种健康的、和谐的与平衡的发展道路。在全国开展争创循环经济的行动,就是这种长期探索的结果,也是政府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柄。

  循环经济的实施,有一套独立的、严谨的和合理的指标体系,从而把环境质量、环境建设、环境管理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建设,完整地结合在一起,既保证了环境促进经济,又保证了经济改善环境,达到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良性循环,一改过去环保只是环境保护部门的事,将循环经济变成了政府整体管理和综合决策中一个有机的支撑点,真正把环境与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新合力。

  (二)循环经济的概念内涵和评价原则

  传统经济运行方式遵循一种由“资源消耗——产品工业—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在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中,人类通过对资源的粗放型经营和一次性利用,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这种经济生产的高消耗、高产量、高废弃的现象直接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恶性破坏。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维持环境容量,重新调整经济运行方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型转化的循环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一次突破性转变,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

  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支持能力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增长阶段:环境支持系统的压力持续加大;第二阶段是大力补救阶段:环境负荷开始减速增长,一直达到区域环境承载力的最大压力,其后逐步下降;第三阶段是环境质量逐渐变好。现在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到达第三阶段。这就是世界公认的“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KC)。循环经济在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下,重构经济系统,使其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过程,以产品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和废物高效回收为特征的生态经济发展形态。它要求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模式,将经济活动高效有序地组织成一个“资源利用——清洁生产——资源再生”接近封闭型物质能量循环的反馈式流程,保持经济生产的低消耗、高质量、低废弃,从而将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

  循环经济的本质是运用生态学规律为指导,通过生态经济综合规划,设计社会经济活动,使不同企业之间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上游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实现废物综合利用,达到产业之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使区域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永续利用,从而实现产品清洁生产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和谐型经济模式。它不同于传统经济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是通过系统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叠加的物质流转换和能量流循环,最大限度利用进人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达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循环经济是系统性的产业变革,是从产品利润最大化的市场需求主宰向遵循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永续建设的根本转变。由循环经济的概念内涵可以归纳出四点基本的评价原则,简称“3R”原则:

  (1)循环经济遵循“减量化”原则(Reduce),以资源投入最小化为目标。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资源,通过产品清洁生产而非末端技术治理,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以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为经济活动的投入主体,以期尽可能地减少进入生产、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和能源流,对废弃物的产生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制造商(生产者)通过减少产品原料投入和优化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消费群体(消费者)通过优先选购包装简易、循环耐用的产品,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从而提高资源物质循环的高效利用率和环境同化能力。

  (2)循环经济遵循“资源化”原则(Reuse),以废物利用最大化为目标。针对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对消费群体(消费者)采取过程延续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产品使用方式和次数,有效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对制造商(生产者)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使产品——废弃物的转化周期加大,以经济系统物质能量流的高效运转,实现资源产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3)循环经济遵循“无害化”原则(Recycle),以污染排放最小化为目标。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提升绿色工业技术水平,通过对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再造,实现废物多级资源化和资源的闭合式良性循环,实现废弃物的最少排放。

  在实施循环经济的区域规划中,必须认识:

  1、区域的发展基础与生态评估(资源开发、能源利用、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贡献等地域基础;生态循环服务价值估算、生态足迹分析、生态环境容载力确定等)。

  2、认识循环经济在区域、产业与行业中系统层次(物质、能量、信息、资源、废弃物流动的国际循环、国内循环、区域循环及其园区内的大、中、小循环系统层次;产业循环发展的横向耦合、纵向闭合和区域耦合),由此制定科学的顶层设计。

  3、循环经济的产业链(体系)构建(第一产业链、第二产业链、第三产业链、三次产业链、产业链点、产业链面和产业链网及其清洁化、综合化、生态化、减量化、循环化、资源化系统)。

  4、循环经济建设的时空布局(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口生态体系和科学高效的能力支持保障体系等建设;生态产业示范区建设、生态产业园建设、产业生态化建设;产业循环发展区划、三次产业时空发展时序、产业循环发展时空部署)。

  5、循环经济发展的绿色保障制度体系(绿色制度环境——绿色资源制度、绿色产权制度、绿色市场制度、绿色产业制度、绿色技术制度等;绿色规范制度——绿色生产制度、绿色消费制度、绿色贸易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回收制度等;绿色激励制度——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税收制度、绿色投资制度等)。

  循环经济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整体优化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性指导作用,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向生态化建设高速迈进的有效实现途径。按照循环经济原理来重组区域产业结构,优先鼓励环保型高新技术产业和功能型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调整淘汰传统产业。组建资源闭路自循环的产业生态园区,加大对环境无害化技术的联合攻关,逐步实现生态要素价格市场化,建立环境资源的生态补偿制度,通过区域循环经济的构建,提升国家或地区的综合竞争力。

  三、绿色GDP: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绿色GDP”理论的国际研究背景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曾被一代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推崇有加,特别是在战后全球经济普遍复苏的背景之下,GDP逐渐演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1]。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使用GDP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增长与发展存在明显的缺陷。他们强烈呼吁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纠正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的缺陷。特别是1992年里约会议之后,可持续发展观被世界各国政府广泛认同,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正,力图从传统意义上所统计的GDP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从而再现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指标,即“真实GDP”,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GDP”,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使其能更确切地说明增长与发展的数量表达和质量表达的对应关系。

  从理论上来说,“绿色GDP”=(传统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 [4]。由于GDP仅仅衡量经济过程中通过交易的产品与服务之总和,它假定任何的货币交易都“增加”社会福利,但在交易过程中到底是增加社会财富和减少社会财富,它并不能加以辨识。因此,GDP中包括有损害发展的“虚数”部分,从而造成了它对发展的不真实表达;与此同时,它只反映了增长部分的“数量”,尚无法反映增长部分的“质量”[2]。从社会角度看,GDP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的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教育、服务青少年、老年人的劳务所得,跟制造武器、香烟等具有同样的价值。它把造成社会无序和发展倒退的“支出”(例如犯罪、家庭解体等成本)均视为社会财富;它不能反映社会贫富悬殊所产生的分配不公平等发展瓶颈,即它不计总量增长过程中由于人际不公平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自然资源是自由财富,不去考虑自然资源的逐渐稀缺性,也不去考虑如何解决资源的质量下降和耗竭性资源的枯竭等问题。所以,通常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消耗的越多,其GDP增长也就越快;同时,它不能反映环境的缓冲能力下降,自净能力下降,抗逆能力下降,反而将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收益也计入GDP之中,甚至将环境污染算成对经济的贡献。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它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除在外。它把家务劳动、妇女生育、志愿者的贡献等非市场经济行为,部分地或完全地忽略,也未真实反映社会发展的全貌;较低收入者,并不因为有较多的空闲时间,而提高它的价值,而高收入者,却没有体闲时间,并没有将这些时间算进去当成扣除所得的一项成本。上述表明,GDP作为测量国家财富指标的缺陷很多,并不能真正地表达全球或区域国家的发展。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其《世界资源报告》(1996~1997)中指出[3],1950~1997年,全世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值从5万亿美元增长到的29万亿美元,增长了近5倍。但是与此同时,全球木材使用量增加了8倍,纸张消耗增加了6倍,鱼捕捞量增加了3倍,化石燃料增加了5.5倍。至于空气、水的污染,更是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报告》指出“不幸的事实是,随着经济增长仍在全世界的继续,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不但不能保持,并且有更快速度的恶化。”这使得世界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越来越紧张的关系。

  如何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著名科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着艰辛的理论探索。

  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此指标被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是1986年布伦特兰报告的思想先锋;

  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他们主张应该把都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按此计算,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

  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这些改善经费必须从GDP中扣除。按此计算,日本政府当时虽然GDP年增长8.5%,但是扣除治污费用后,事实上只有5.8%的增长率。

  1989年卢佩托等(Rober Repetoo)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 Net Domestic Product)。他们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选择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印度尼西亚为研究对象,按他们设计的指标进行计算,印尼从1971年到1984年间,虽然GDP的增长率为7.1%,但是扣除由于因石油耗损、木材减少,以及由于伐木引起的水土流失所造成的损失后,实际增长只是4.8%。

  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 John B.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该指标考虑了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如财富分配不公,失业率、犯罪率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加明晰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如医疗支出等社会成本,不能算作是对经济的贡献。按此计算,澳大利亚从1950年到1996年间,实际增长率只有官方公布GDP增长率的70%。

  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从而使“财富”概念超越了传统范式所赋予的内涵。“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专家们公认“扩展的财富”比较客观、公正、科学地反应了世界各地区发展的真实情况,为国家拥有的真实“财富”及其发展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一种可比的统一标尺。

  特别指出的是,世界银行所提出的“真实储蓄率”指标 ,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判据。世界银行副行长塞拉杰尔汀说:“真实储蓄率既抓住了财富现实衡量的本质内涵,也着眼于用真实储蓄率的动态变化去衡量财富影响的长远后果。”

  1996年Wackernagel 等人提出了“生态印迹”度量指标(Ecological Footprint)。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产土地面积。世界按60亿人口计算,人均生态足迹仅为 2.3hm2;地球承载能力1.8hm2。如果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建议,留出12%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以保护地球上其它3000万个物种的话,则人均生态足迹是2 hm2。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的生态足迹已超过了全球承载力的30%,人类在耗竭自然资产存量。

  1997年Constanza和lubchenco等人首次系统地设计了测算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生态服务指标体系”(ESI)。他们把全球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生态服务”功能分为17种类型,把全球生态系统分共计20个生物群落区由此,他们计算了“生态服务”价值与全球国民产生总值(GDP)之间比例关系(1:1.18)。该指标体系的提出,对更加深刻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二)国内“绿色GDP”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从政府层面上来看,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51~1981),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基本上属于MPS,即实行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这一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第二阶段(1982~1991),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转型阶段,两种核算制度MPS与SNA并存,它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的;

  第三阶段(1992~1995),1992年我国正式启用SNA核算体系(1968修订),该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实质内容上,与当时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核算制度基本相同的,与国际统计口径相接轨的。但是由于SNA核算体系所固有的缺陷性,即它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社会、科技和资源环境状况及其内在的、本质的相互关系,因此,以SNA为基础,对SNA进行改革,构建以“绿色GDP”(GGDP)为核心,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指导思想的核算体系,是学术界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第四阶段(1995~现 在),SNA国民核算体系的改革和向联合国新的国民核算体系(1992修订)与SEEA体系(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过渡。从总体来说,SEEA与SNA在概念上是一致的,其本质不同在于SEEA在资本使用概念上对SNA做了拓展,即将自然资源和环境作为资本使用的一部分考虑进去。就在中国政府开始研制自己的SNA体系时,由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五个国际组织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开始组织有关国际组织和各国(地区)国民核算专家开始对旧SNA体系(1968)进行修订。从1995年开始,中国政府一直在跟踪和吸收国际上国民核算体系发展的最新成果,以力求保持中国SNA核算体系与国际上大数国家的SNA核算体系同步与接轨。

  目前,国内从事国民核算体系问题研究的研究单位主要集中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自然资源环境核算与国民经济体系的相互关系研究;

  2) 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资产负债(国民财富)核算的方式及核算途径的研究;

  3) 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生产帐户”(GDP)的生产方式方法及核算途径的研究;

  4) 关于“中国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体系”的核算模式、核算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研究。

  例如,早在1988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与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该项目主要侧重于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1996—1999北京大学先后应用“投入产出表”基本原理,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中国资源-经济-环境的综合核算,并且对中国1992年中国的EDP、GGDP进行计算。该研究侧重于对“中国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体系”的核算模式、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国家环保局(1998),以及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依据世界银行的“扩展的财富”,即把财富扩展为四大资大资本: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运用世界银行的这套思想、概念和计算方法,分别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进了计算与分析。该研究主要侧重于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资产负债(国民财富)核算的方式、核算途径、以及实际操作的研究与实践。

  (三)资源环境核算的基本模式

  1、资源环境实物核算

  80年代,发达国家已开始着手对资源与环境进行核算,逐步建立资源核算帐户。挪威是最早开始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的国家,1981年挪威政府首次公布并出版了“自然资源核算”数据、报告和刊物。1987年公布了“挪威自然资源核算”研究报告。自然资源核算的目的是,提供最新的和质量较好的数据和信息,将自然资源开发计划与经济计划联系起来,促进资源管理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在挪威的自然资源帐户中,将自然资源划分为实物资源和环境资源两大类,构建了包括森林、土地、水资源、石油、天然气等一系列的完整的实物资源核算体系;芬兰按照挪威自然资源核算模式,建立了自己的自然资源核算框架;法国的自然资源帐户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帐户。这些帐户描述并度量了环境资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其实物帐户类似于挪威的实物帐户。

  2、资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SEEA)

  198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界银行共同领导的研究项目:即《把环境与资源问题纳入发展战略之中》。该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探索如何实行环境核算,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初步确定立了环境核算与国民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

  1988年世界银行资深专家埃尔.塞阿弗(E.L.Serafy)发表《合理计算从消耗自然资源中获取的收入》,提出收入的持续增长很大一部是分来自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的开发与利用,只有扣除自然资源的损耗,才能真正体现财富的增加质和量。

  1989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及世界银行组建联合工作组,开始致力于自然环境/资源实物/货币核算可行性的检验,并设计出了一些替代性的宏观指标,以反应收入与生产的环境调节性和持续性。

  为了推动SEEA走向实践,SEEA的各部分作为专题在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尼亚、菲律宾等国家进行试点。而以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基于这一基本思路,对基本国资源进行了核算(1991)。日本从1993年起对本国的SEEA进行了系统的构造性研究,估计出较为完整的SEEA实例体系,给出了1985~1990年日本的“绿色GDP”。印尼也于1996年完成了本国1990~1993年的自然资源环境帐户核算,并初步完成了核算矩阵的构造及1990~1993年的实例估算。欧盟结合自身特点和各国已有的理论与实践,研制出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欧盟统一模式。

  四、数字城市: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要点

  数字城市是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换的基本标志之一。它一般指在城市 “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中,能够有效获取、分类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一项综合工程。

  数字城市所必需的关键技术包括:超大容量超高速计算机、科学计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卫星图象分析与3S技术、宽带卫星通讯技术、ATM(异步传输模式)、网络技术、互操作系统、元数据等。数字城市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包括城市规划学、城市网络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统计学、城市生态学和城市管理学。

  因此,无论从科学的定义上,还是从管理的定义上,数字城市均可视作是人类发展的台阶式进化,其中既包含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和人际关系的社会经济变革,也包含着政府决策、政府管理、政府服务和廉正建设的革命性进展。中国数字城市的建设,将对中国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将对国家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将对中国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思考,有五个战略要点应当加以集中关注。

  (一)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是实现数字城市的战略准备

  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以及设计可以表达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数字覆盖率”、“数字分辨率”、“数字传输速率”和“数字鸿沟差异率”,是任何一个城市进入数字城市的先决条件和战略准备。一个城市的数字化水平,首先取决于它的信息获取能力,以及与该能力有充分联系的信息产生、信息传递和信息应用等各个环节。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其中心始终围绕着城市对于信息获取总能力的持续提高。

  对于一个高效、便捷、动态的数字城市建设而言,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居于战略基础地位,这事实上是一个联系着航天(外空间)、航空、地面、地下的立体网络,该网络通过各类传感器、各类调制解调装置、各类接受通道、各类应用终端、各类反馈系统、各类自动识别系统和各类虚拟现实中心等组成,从各类信号(包括卫星信号)接收、图形图象处理、光纤传输网络、超大型计算机枢纽同常规的社会、经济、环境统计资料的有机结合,形成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了不断更新的技术进步,也包括了不断提高的城市管理水平,同时还牵涉到城市立法与决策的相应转换,从而为信息城市数字化水平的整体提高,编制出高质量的发展蓝图。同时,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作为最必要的战略准备,还必须针对每个城市的自身特点及城市的发展方向,严格地从空间布局、网络构战、数据处理、应用领域、信息安全和效能评估诸多方面,作出与传统城市规划相连接的整体思考。

  (二)城市基础数据库建设,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基础

  一个城市的信息化程度,从源头上取决于该城市基础数据库的容量、速度、便捷性、可靠性、可更新能力和智能化水平。从宏观上去考察,一个数字城市的基础数据库至少应包括以下10项内容:

  1、数字人口管理:针对衡量城市人口整体状况的各项基本指标,特别是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动态变化、个人身份识别、个人信用档案、人的户籍管理、人的基本生理指标、人的职业流动等,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理应当有全面的记录。

  2、数字土地管理:主要对城市规划、土地利用、地形地貌特征、城市空间布局、城市图形、地产价格及其动态变化、城市土地级差地租动态变化等,一直到门牌、户型、街道、城市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通讯、自来水及排污管道等)的动态记录和识别。

  3、数字经济管理:主要针对贸易、企业、工商等的经济增长、统计报表等,作出实时的记录和存储。

  4、数字金融管理:涉及政府、企业、国际贸易、股票交易、债券、保险、投资、个人信用、供销支付等的电子管理。

  5、数字社区管理:对每一个社区的家庭、健康、教育、娱乐、社区活动、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等,作出系统的记录。

  6、字环境管理:对于城市中环境污染源、治理状况、环保设施、环保产业以及城市生态、城市绿化、城市园林等的系统档案。

  7、数字文化管理:包括网络教育、远程医疗、数字图书、数字出版、数字新闻、多媒体娱乐等。

  8、数字交通管理:立体化、智能化、自动化的交通网络管理。

  9、数字灾害管理:城市火灾、洪灾、风灾、地震、交通灾害、管道泄露、地面沉降等。10、数字犯罪管理:城市安全、罪犯识别等。

  通过以上10个大类的城市数据库建设,将为促进数字城市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加速电子政府的建设,应当成为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主导

  数字城市建设中,电子政府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提升政府施政水平,优化政府服务功能的最佳选择。同时也是提高政府办公透明度、实现公正廉洁和有效监督的重要工具。因此,数字政府是数字城市建设中占有战略主导地位的一项任务。

  在全世界各国倡导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大应用领域中,电子政府均被列为数字应用的第一位。同传统定义下的政府运作相比,电子政府可以认为是行政管理的一场革命性变化。在数字城市中的计算机、数据库、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电子政府提供了技术支撑条件和信息交流的公共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引导城市管理迈向更加快速、更加高效和更加智能的台阶。政府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它肩负着对整个社会导向、协调、控制、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社会的进步、城市文化的繁荣、城市人民生活质量的保障等,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在一个高度数字化的城市中,政府执行上述功能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广泛收集“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的各类信息,在进行加工整理和方案预演后,向公众发布有关指令性的、调控性的、解释性的和服务性的“高等级信息集合”,同时能够快速有效地收集到社会反馈的广泛信息,以便于对“高等级信息”进行修正和优化。鉴于这些原因,在数字城市规划中一向把电子政府作为数字城市的神经中枢去建设,它将打破现有行政机构的人为组织界限,构建一个电子化的虚拟机关,突破时间限制(如现行的8小时工作制)、空间限制(如现行的严格属地原则)、流程限制(如现行的必须一级对一级的转送)、暗箱限制(如现行的关系寻租、政治寻租等),达到政务公开、采购公开、管理公开和服务公开。

  据统计,由于逐步实现电子政府和提高政府的信息化水平,1992年至1998年的6年间,美国政府员工减少了24万人,全国关闭了近2000个办公室,减少政府开支1180亿美元。在对民众和企业的服务方面,政府中的20个局确立了3000项服务标准,废止了1.6万项以上的过时行政法规,简化了3.1万多项行政服务。

  但是,这里必须关注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政府网的安全问题。一个电子政府,如果不能成功抵御计算机病毒的侵袭和黑客的攻击,如果没有出色的防火墙和稳定可靠的密码技术,那就很难达到数字城市的预定要求。

  (四)全方位的电子商务架构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核心

  数字城市的最大服务对象和需求用户是关于电子商务的全面建设。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与加速发展,联系到千家万户和每个公民的切身需求,电子商务系统的全方位、多等级和虚拟化建设,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活力的具体体现之一。

  电子商务建设的关键和难点,集中地体现在如何完成“物流、信息流、货币流”三者的有机匹配和统一网络化。在城市商业行为中,创造一个“公信、稳定、安全、有序、高效”的虚拟商业环境,把每个人、每个企业、每项政府采购和各类供需交易等的交换活动转换成一种全新的方式,即把包括生产中心、采购中心、仓储中心、配送中心、批发中心、零售中心和各类电子住户充分联结的物流系统;把网络查询、电子订货、电子交易、价格协商、电子指南、合同拟订、电子服务、电子广告和电子仲裁的信息流系统;把虚拟资本、投资往来、货币兑换、股权交易、电子消费、电子结算、电子钱包、电子家政计划等的货币流系统,整体地纳入到不同级别、不同类型、不同平台、不同中心的统一数字管理体系之中,这将是数字城市建设中一个特别庞大、特别精密和具有特别法律效力的战略实体工程。

  (五)城市交通智能化的全面建设,是数字城市的战略启动

  数字城市的先行战略启动,应首先考虑城市交通智能化的全面建设。城市交通是一个高度动态化的空间网络体系。它从一个(随机的)起点,经过不同等级通道,通过不同交叉联结,经历不同信号调控和不同速度交混,走到目的地的(随机的)终点,其中还包括了不同车辆特性。不同静态交通(如停车场、修理厂、洗车厂等),不同环保要求和不同交通工具的具体规定。城市交通智能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路程最小化、时间最小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函数。

  城市交通智能化必须把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卫星遥感技术的3S技术,加上各种智能化传成器,结合城市规划中的现实交通网络(包括地面交通、地下交通、空中交通和铁路、公路、水路)和未来发展的交通网络,在数字城市的总体规划下,完善不断变化着的城市电子地图和各类地物标志,周密设置不同交通等级的虚拟控制中心,虚拟流动模拟、虚拟通过能力、虚拟交通疏导方案、虚拟交通寻的优选,从而将移动物体(车辆)的流动通量,无人值守的自动调控信号及车载智能终端等的信息采集、信息处理、信息反馈和优化决策组成一个高度灵敏的交通智能系统,该系统将成为数字城市建设中首先实现的可行目标。

  中国的数字城市建设,是促进国家信息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数字城市的实现,将会更加优化地去配置城市的自然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生产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由此达到大力节省资源,提高整体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生态质量的基本要求,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规定的目标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据世界银行2000年的测算,一个规模百万人口城市的数字建设,当其基本达到可开始实际应用的程度时,该城市的总产值(城市总财富)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将会增加2.5~3.0倍,相当于是目前传统城市状态下的3.5~4.0倍,这意味着数字城市可促进经济水平翻两番,实现“四倍跃进”。如果同时加上城市的环境保护、城市的组织程度、城市的文化建设等,其价值还要大大超出仅仅只对经济增长的度量。


来源:中国网
(责任编辑:杨文全)
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
打印版 察看感言 Email推荐
字号 】 【关闭窗口

热门评论文章

 

请 注 意
  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2. 人民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力。
  3. 您在人民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人民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4. 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人民日报网络中心反映。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_mail:info@peopledaily.com.cn 新闻线索:rm@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社概况 | 关于人民网 | 招聘英才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4065)| 京朝工商广字第0394号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1997-2005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