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中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委召开全州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贵州省委关于州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黄家培任州委书记；吴廷述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这一职务。（贵州都市报7月21日）

　　瓮安事件发生20天之后，贵州省委才调整黔南州委主要领导，相信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个“迟来的决定”。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之所以突发瓮安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矛盾：一是矿群纠纷，二是移民纠纷，三是拆迁纠纷。这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相互交织，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及时有效的解决，“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这里所说的“我们”，具体而言，除了已被免职的原瓮安县委书记、县长和县公安局局长、政委之外，显然包括此次因工作调动而离职的吴廷述。这些年来，作为黔南自治州主政官员，如果吴廷述经常深入基层调研，瓷安怎么可能出现那么多关乎民生，且长期得不到妥善处理的纠纷？如果事发前几个月，吴廷述力主调整软弱无力的瓷安县委、政府领导班子，强调从严打击社会黑恶势力，一桩单纯的“民事案件”，又怎么可能最终酿成一起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群体性事件？毫无疑问，在瓮安事件上，吴廷述难辞其咎！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吴廷述并未因此受到任何行政处分，甚至连“领导责任”都可以不负。这是不是不太正常？再者，吴廷述将被“调整”到哪里工作？是过几个月易地为官？还是平级调到省里某厅局？现在看来还是个谜。

　　在舆论一再呼吁强化问责机制的当下，对瓮安事件主要责任人采取这种毫发无损的组织措施，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一难避丢卒保车之嫌的做法，对相关制度的冲击有多大，由此造成的后遗症有多严重，都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