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份立法招标公告出现在太原市人大网站及当地媒体上，内容是起草《太原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草案建议稿）》。截至目前，已经有七八家投标单位报名参加。太原市人大称，此举旨在实践立法改革，是一种创新立法方式的探索。

　　众所周知，在至今执行的程序中，立法工作仍普遍采用人大委托相关部门起草，然后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模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部门立法”。自己管辖领域内的行政规章由相关的政府部门自己主持起草，这已经成为我国立法实践中的一种惯例。

　　立法行为在本质上乃是对权利和利益进行分配和调整的过程，是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博弈和妥协。从法理上讲，立法是权利和义务的第一次分配，而“部门立法”不可避免地会将部门利益最大化，从而必然损害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益。而“立法招标”的最大价值，正在于可望回避部门利益对立法公正性的干扰。因此，无论是重庆、北京，还是郑州、太原，每有一地实施“立法招标”，无一例外都赢得了舆论的一片喝彩。“立法招标”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律师团体等专业人才的加入，不仅可能会提高立法的质量，也会让所立之法更加趋于公正。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高质量和公正性只是相对比较意义上的，我们切不可怀有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只要一立法招标，法律就会完全公正。

　　事实上，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会有自身的私利，连政府部门都不能例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自然更不会例外。当他们超然于利益之外时，他们可能充当着“社会良心”的角色；可一旦他们陷入利益的漩涡，他们对自身私利的眷顾和偏爱丝毫不会亚于政府部门。更何况，专家团队只是“投标者”，发标者及相应政府部门只要利用手中所谓“评标标准”，照样可以将不合己意者踢出局外。

　　笔者以为，现在面向专家团队的“立法招标”，与《立法法》中鼓励公民多途径参与立法的规定，并非完全一回事——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立法招标要避免搞成“专家立法”。

　　在操作程序上，“部门立法”是政府部门制定法律草案然后交人大审议，而“立法招标”是专家团队制定法律草案然后交人大审议，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忽略了更广泛民意对于立法意见的自由表达。因此，即使是“立法招标”，法律起草完毕在提交人大审议之前也必须先向社会公开并征求意见——既然“部门”不足替公众“代言”，“专家”自然同样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