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本期“权益热线”与您见面的时候，杨扬，福建省政和县政和一中的语文老师，作为政协委员正在出席政和县政协会议，她的提案源自于她23天的打工亲历和去年对八个乡镇20个村庄的走访——《政和农民调查》。

　　女工的权益保护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但杨扬的视线已穿越性别，她忧患与焦虑的是打工者这个群体，以及那些留在土地上的农民——老人和孩子。杨扬的描述让我们如此靠近外出打工的农民姐妹和兄弟，她的体验和思考透露出的不仅是她身为政协委员的责任，更多的还是情感，是与农民血脉相连的那份情。几天前，我们的记者专程走访了杨扬，多层次地为读者呈现杨扬的世界。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热潮正在兴起，正如杨扬所描述的“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那些亮点斑斑驳驳，正在顽强地扩大着。”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农民工的权益问题必将会得到更全面的关注。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我的“寻亲”之旅

　　——福建政和农民调查

　　2006年暑期，我进行一次“寻亲”似的农村调查，对象是本县外出务工和留守在家的农民与他们的家庭。去年秋天，高一语文课，讲到《包身工》一课时我问学生：“带工老板对乡下小姑娘描述的城市是什么样子？”

　　一位学生说：“天堂。”

　　我为学生说出的这两个字再一次感到震惊。我第一次面对全班54双渴望从我嘴里印证答案的眼睛无言以对，班上就有学生的亲人在上海打工。

　　从“包身工”到农民工，时光流转到21世纪，然而，这两个时代的农民对城市的梦想何其相似！只不过，与课文中的包身工相比，当代农民是自觉自愿地结伴涌入天堂般诱人的城市，在风起云涌的市场上，在紧张忙碌的流水线上，在亲友老乡的作坊里，渴望自己农民的命运由蛹到蝶的一变。渴望自己千里之外的家人也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过上城里人一样的“体面”日子。但城市真能给予他们这一切吗？亲历之后，我很困惑。

　　我的着眼点很小，仅仅是闽北农村，特别是我生活和工作的拥有23万人口的政和县。去年的一天，校友小月来看我。她的话让我震动，并感到痛苦，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做农村调查和去老乡们“漂”着的城市做一段打工体验。

　　小月所在的上海某电子公司的一条流水线有400多名女工，几乎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初中文化。订单多的日子里，她们没日没夜地加班，一天要干到十七八个小时。冬天很冷，年轻的姑娘们把热水袋靠在手臂上取暖，繁忙中她们的手臂渐渐失去知觉，被热水烫得伤痕累累……

　　低廉的劳动力

　　2006年7月13日晚，我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去品尝我的父老乡亲们所梦想的天堂的滋味。

　　15日，在徐汇区找到一家印刷厂。很小的车间，包吃包住，底薪600元，熟练以后计件。我被告知必须做满一个月才能拿到工资。

　　16日早上8点开始上班,上了一周班的小金是我的师傅，她教我干活的同时告诉我：每个袋的价格是十几元，付给工人的工资每个1角，质量要求很严。相比之下，工作环境却过于简陋。吊扇不能开得太大，有时候不能开，因为产品是纸质的。空调，那是不可能有的。凳子非常有限，有一张凳子上面还贴着“孙丽”，但她在刷胶，不得不站着。吃饭的时候，我想坐一坐，但是孙丽抱歉地从我这里要回了凳子，她实在受不了了。她极胖，持续地站立，脚也肿了，到晚上连走动也不能了。

　　中午12点午饭。厨房在车间南面，昏暗潮湿。我进去拿了我的一份：较大的一碗饭，一小碗菜，两样青菜混装在一起。

　　午饭后，工友们在工厂外面的路上站了大约十多分钟。大家不待招呼就回到流水线上了，直到晚上6点，下班后立刻吃晚饭。通常情况下，晚饭后在路上站一站便开始加班，到晚8点，很紧凑。我不能忍耐粗劣的食物和这样日复一日的劳动，但流落都市的她们又能有多少选择？

　　工友姐妹来自四面八方，都只十八九岁。大家都说能找到一份工作安顿下来，就感到很庆幸了，根本顾不上谈工资和住宿。她们在这个厂干得都不长，刚来一两周或者一两个月，半年已经算长，拿计件工资的人常常做不到600，只有三四百块。

　　来自苏北的秋霞原来的住处在离工厂不远的城郊，一条又脏又臭的黑水河边上，那里住着许多外地来的民工。不到4平方米的地方月租是300，三人合租，共睡一张单人床。但这样低的租金也住不起了，大家把秋霞的东西挪到了厂宿舍。宿舍就是在车间的边上另外搭盖的通铺，男女隔开，每个人睡觉的位置倒是自觉固定的。晚上，姐妹们在通铺上憧憬着将来嫁个好人，不用在流水线上卖命了，一天机械、繁琐、紧张的工作很快让我抬不起眼皮……

　　“这里毕竟是上海”

　　7月18日，我到达上海郊区的人造板材厂，厂房明亮、宽敞、气派，工人宿舍是崭新的三层楼，还有夫妻房，提供给同时在工厂打工的夫妇。在午饭后洗手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位年轻的工人，他的腰和后背上长了好多霉烂的疮，我暗暗惊讶。

　　下午两点，我换上厂服，戴上口罩，进了车间。我的师傅老杨是一位40多岁的大姐。她说：“我们女工的工作都比较轻松，在配料车间。”老杨说轻松的工作是称石料，每桶80斤，按单子配好，然后搬到拖车上运到生产车间。车间里弥漫着刺鼻的气味和白色的粉尘。我每隔一段时间要到外面去换口气，口罩闷热，但不戴却万万不行，我感到窒息和晕眩。称完四五千斤石料，汗水早把工作服湿透，全身也蒙了一层白灰。

　　晚上九点，我去找我们县澄源乡一个姓许的工人。他的脚同样长着我中午看到的烂疮，整个小腿都布满了，甚至延伸到大腿，他说是固化水烧的，生产线上的固化水总会溅出来。沾药水的皮肤奇痒，一抓就烂。

　　师傅们说我做一个月就会习惯臭味和辛苦了。但是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工厂。

　　从人造板材厂出来，顺路去了纤维板厂。十多个兄弟姐妹都是政和人。在满是粉尘，又脏又黑的车间里，我问：“你们不觉得这里很苦吗？”他们回答我：“这里毕竟是上海。”

　　“忙起来谁还顾得上冷暖？”

　　7月20日，我请小月帮我混进了她所在的上海郊区的一家电子公司。

　　当我在流水线马不停蹄地忙碌了一天，抱怨天气热的时候，那些正值花季的姑娘告诉我，气温不算高，有时候车间温度会达到40度，那才叫热死人。我逮着机会问及冬天手臂烫伤的事。她们居然对我抱怨辛苦很不屑，她们说：“出来做事，哪有不苦的。忙起来，谁还顾得上冷暖？”

　　当生存都是问题的时候，冷暖、权益又算什么呢？

　　在石狮一家印花厂，刘剑峰坐在我对面，神色黯然。他已经结婚了，妻儿均在老家，过年才能回去。而且，他要等到过年才能拿到工钱。像这样的小私企，石狮多如牛毛。工人年初从家里来，进入一家私企必须要做满一年，除非病重不干，否则你拿不到工钱。刘剑峰初来的时候，找了一些工厂因为不太适应，有的做几天，有的做一个月到几个月。辞职要工钱的时候，反而被老板骂。“没有多少钱，我也就算了，可干了好几个月，工钱怎么能不要？但就是白白地被克扣了，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承包者的妻子，当时也在一台机器上做事，我跟她聊起这件事，她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她丈夫也是到年底才拿钱的。要用钱，跟工人一样先跟老板支取一些生活费。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一旦进入一家工厂便没有了人身自由。不是别的，钱会牵着你的鼻子。一些大厂，采取压一个月工资的办法。

　　8月1日，我到石狮。石狮是我国东南沿海著名的服装及原辅材料集散地之一，用“铺天盖地万式装，有街无处不经商”描绘，不算过分。夜晚，仰望那些楼房，大大小小的加工车间，灯火通明，机车哒哒。石狮有一条街，招工的厂家都聚集在那里，招工的比找工作的还要多。我说自己什么也不会，要找一份学徒工，一家招工的人居然说可以，他说我可以很快学车一些简单的东西，每月600元。

　　我的年轻的老乡们，从早到晚忙碌在石狮服装厂的流水线上。

　　大阿香和叶泓都是我在服装厂做工时的师傅。这家厂生产的休闲裤是一个不错的牌子。有十几个政和姑娘和小伙子在这里。厂里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半到六点，晚上通常要加班，六点半到十一点多，甚至更晚。师傅们告诉我，现在还只是淡季，真正忙的时候在春节前。难以想象，现在这样，春节前要忙到什么地步。

　　这种长时间耗费眼力、精力的活，年龄稍长和身体素质稍不好是不能够适应的，特别是夜班，紧张的工作以后，整个人都飘荡起来，意识也很模糊。大阿香和叶泓对我说的话跟人造板材厂师傅是一样的：“你做一个月会适应的。”

　　两夜一天，我回到住处。有好几天，入睡成了非常艰难的事。一闭眼，全都是缝纫机的感觉，线和针哒哒地车过脑门。

　　学校提前开学，8月7日我不得不匆匆结束调查回到县里。

　　9月1日正式上课那天，一位女学生哭着对我说：“我妈妈走了，去上海打工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斑斑亮点正在顽强地扩大着

　　农民工的事，其实也是我的家事。但我既改变不了家事，也一直无法了解农民为什么不留在土地上好好耕作，而非要受苦受累，折腾外出。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执著？本地企业招工难时，干部们也感叹优秀劳动力外流。但是他们中许多人曾经希望农民走出去，希望农民快速增收，解决令人窒息的贫困；希望农民开阔视野，加快转变观念。但是转而面对农村建设时，他们又感叹农村人才的匮乏。年轻人都走了，谁来建设农村？农村的事谁来做？

　　11月1日，我和镇前镇一位副书记去下园村新区，我望着十来座林立起来的高楼，赞叹这个村的农民终于富起来时，这位副书记说，穷的人还是有的，低保户仍占10%。这是一个经济较好的村子，总人口2378人，外出人口为800人，比起其他村子外出的人口较少。村主任姓叶，毕业于县党校大专班，在家乡办厂，村里已经有好几家村民办的厂。为了管理好村务，他没有接受朋友的邀请到去上海打拼，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努力地建设着自己的村子。

　　除了下园村，我在许多村子都能看到亮点。去年，政和县政协组织了三个小组开展调研，课题是破解高山区农民收入难问题，我是其中一个组的成员。一路上，我为我看到的每一个“亮点”深感欣慰。在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样薄弱。但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那些亮点斑斑驳驳，正在顽强地扩大着。

　　只要生活继续，家乡父老乡亲注定还会不断地经历成功或者失败，对于他们，代价也许是必须的，但不知在通往梦想和幸福的道路上，他们还要走多久？农民工问题需要怎样看待？那些留在土地上的人，留守老人、留守的妇女和孩子，他们的生活需要怎样的帮助？这些问题,我，一个女人，一位教师，一个山区小县的政协委员,至今仍然无法回答。但我想用近一年的走访和调查告诉自己，农民是不可以忽视和怠慢的，他们的苦与疼不会因我们的“忽略”而不复存在。善待他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来源：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