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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议收入分配差距:效率优先不变 公平兼顾不断

2009年03月12日09:15【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近年来,国家采取多项举措,包括建立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提高个税起征点,退休人员养老金连续上涨等,有效地缩小了收入差距的“数字鸿沟”。然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分配矛盾仍然很多。一边是国企高管上千万的年薪,一边是农村教师每月600多元的工资加每天6毛钱的班主任费。同样是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的不同岗位,收入差距接近万倍。今年两会期间,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体系,解决行业收入悬殊问题,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问题之一。

  鼓励效率 初次分配力求公平

  “十一五”规划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通过体制和政策上的收入分配调整,让越来越多的人切实感受到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倪小庭认为,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从改变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开始,“干多干少拿一样的钱,干与不干拿一样的钱,不能激励劳动者靠自己的努力增加收入,多劳多得是现阶段的分配原则。”

  倪小庭委员分析,经过多年努力,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基本得到解决,但由于我们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改革方案的设计有缺陷,造成初次分配过程中出现了行业收入差距大的问题。“目前,很多国有企业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个倾向。经营性企业中,金融类企业员工收入高于非金融类企业。而在民营企业中,岗位间收入差距较大,但每个岗位收入和社会相同岗位收入基本差不多。”

  初次分配过程中,受地区、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限制,不能做到同样的工作岗位拿同样的钱,其中最大的不公,就是经营者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太大。“同样的劳动强度,同样的企业规模,收入差别却很大,应该寻找有效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倪小庭委员认为企业高管人员的工资应由董事会来定,而不是个人。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认为,在初次分配领域要继续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平等的原则,全面贯彻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其中包括缩小城乡居民之间,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东部和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等。其次,在再分配领域要对高收入阶层加大收入调节的力度。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要提高居民的收入份额;在居民的收入份额中,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分配中,要提高地方政府所占的份额。

  警戒线上三大鸿沟需逐一填平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多次明确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眼前,2008年《瞭望》载文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历史最高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超过合理限度。据世行2008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贫富差距程度)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兰翠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三大差距,直接反映出社会公平的问题,影响到国家、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统计数据,2008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9731元,平均工资最高的北京上海分别达到39663元、39004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而工资水平居于后五位的省(区),只有北京、上海工资水平的36.5%—40.2%;行业收入差距大,从国家统计局数据看,2008年职工工资最高的金融业达到40312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04倍;住宿和餐饮业13587元,仅为全国平均工资的68.9%,两者差距达到2.97∶1。

  经过认真调研和分析,马兰翠委员认为目前国有企业经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大,“在许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特别是央企,企业负责人及高管层年收入动辄数十万、几百万,加上一些企业的股权激励等,有的年收入上千万,而大多数职工收入与之差距过于悬殊。”为此,她建议加强对垄断行业企业分配的监管,合理支配垄断收益,强化法律、政策对职工收入的保障,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切实缩小收入分配的地区差异、行业差异以及职位差异。

  高管限薪调向合理乃大势所趋

  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王大成在铁道大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国企高管最高薪酬上限应不超过100万。

  王大成委员表示,当前社会存在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合理,虽然要讲按劳分配,但是也要根据国情,收入差距不能过于悬殊。“国企高管年薪达到几百万,这是脱离了国情,会引发老百姓的不满。总体来说,各行业收入虽然有所差别,但是应该有上限,当前有一种提法是高管收入不超过280万,但这个上限显然太高了,这与美国高管的最高上限接近,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美国,考虑到高管对企业的贡献,我认为100万作为上限比较合适。”

  此言一出,当即在政协委员中引发了争论。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站到了支持者的行列中,“我很赞同政府限定国企高管薪酬,我的收入与当年效益挂钩的部分已经被影响了,影响的结果虽然还不太清楚,但乐观估计可能要2年之后才会反弹。”

  而另一派的观点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为代表,他认为国企高管薪酬应由企业主要出资人决定。“如果是国有独资企业,应由国资委或其大股东决定高管薪酬。现在很难由政府制定统一的标准。关键是薪酬标准如何制定,提薪和降薪的理由等应该让投资者知道,投资者会判断。”张小济说。

  “高管限薪”在民间、网络和专家学者领域内同样引发讨论。有观点认为,金融危机背景下,有人减薪甚至被裁员,而一些高管却拿着巨额高薪,容易引起社会心理失衡。要扭转这种分配格局,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健全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考核机制,企业高管的薪酬应与企业效益和个人业绩挂钩。对国企高管的薪酬,更应有所限制,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力求为高管制定一个切实合理的收入水平。(司晋丽)
来源:《人民政协报》(责任编辑:王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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